不語生活手作坊

李安給人的印象，溫文和煦。但他走過的成長路，顛簸崎嶇。

高峰深谷間起落，李安到過許多人跡罕至的人性角落。
他對生命的體悟，令人低迴。他對人性的同情，悲憫寬容。

千山萬水走過，他深刻地體驗到：

 真誠地面對自己，愈艱困愈要追尋本心。
真誠地面對人性，就算遺憾也令人感動。

五月初的紐約街頭，春寒料峭。電影導演李安從一個午餐會議，
匆匆趕回紐約大學附近的Focus公司辦公室。
新片「Taking Woodstock」正緊鑼密鼓地展開，這已經是李安今天第四個行程了。
他的臉上略有倦意，卻非常認真、專注地回答每一個問題。
要換到另一間辦公室續談，看訪客忙亂地收拾一堆器材，
李安很自然地幫忙拿起好幾樣，兩手滿滿地一路爬樓梯過走道。
臨行前，請李安簽書，他慎重地說，這要用黑色簽字筆。
寫好後，正要闔上書頁，想了想，又再拿回來，添了「保重！」。
遞出書，拍拍訪客的肩膀，笑容中帶著鼓勵，「跑這趟辛苦了。」

「我希望自己是個nice guy，」被問到他最重要的人格特質時，
李安笑著說，有點不好意思。在許多人的印象裡，
這一款質樸真誠、李安式的笑容，揮之不去，十分難忘。

不管是李安的人，還是他的電影，最大的魅力，就是真誠。

「真誠地面對人性……真誠地面對自己，」兩小時的訪談裡，
李安一再強調，用他溫和卻堅定的語氣，「你勇敢，願意真誠面對，會開拓出很多空間、很多思路。
當在做這樣的開放時，那個能量會影響到你的觀眾，他會跟著進來。」

人生的春夏秋冬都經過，李安對人性的諸多面相，有刻骨銘心的體驗。

因家庭的遷徙，小學起就經歷文化衝擊，在外省中原文化和日式本省文化間尋求平衡。
自小是家中最受寵愛與期待的長子，卻連續兩次大學聯考落榜，
無顏面對擔任高中校長的父親。在藝專找到舞台與信心，
一路擔任男主角，還曾獲大專話劇比賽最佳男主角獎。
赴美留學時，卻因語言問題，只能演默劇或小配角。
專心朝電影導演發展後，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表現方式，
畢業作在紐約大學影展得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獎，
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莫瑞斯當場要與他簽約，
沒想到在美國一留六年，一部片子也拍不成。


戲裡戲外兩個李安

眾人無法想像，三十好幾、有妻有子的男子，如何能熬過六年失業在家的日子，而不認賠殺出。
李安卻說，「這是我要做、是我愛做的事情，毫無反悔。
我不會說這把我撒錯地方，我後悔，從來不會。」

找到自己的興趣，追求自己的夢想，不斷學習成長，
這個小學生都會作文的基本道理，卻極少人能像李安一樣，用全部的生命來孤注一擲。
這樣的篤定，來自真誠的面對自己。
「我一直知道我要什麼，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部接一部拍，然後適應，然後從生命裡面學習。」

從生命裡學到的深刻功課，李安直接、間接地透過銀幕傳達出去，
觸動觀眾內心深處相同的情感。
「拍電影是很真切的體驗，裡面有我許多掙扎，」李安曾說。
許多看過父親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的觀眾表示，
這些電影，幫助他們面對與家人間的複雜情緒，有愛與勇氣進行對話與溝通。

也因為高峰、低谷間來回擺盪過，李安看人性的掙扎，有著很大的同情。
「我大概很合適跑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這跟同情心有關。
同情心不是可憐，是相同感情的意思。」
他厭惡權威、厭惡用集體的、制式的、是非黑白的模子去簡化、判斷人性，
「或者用一個很簡化、符號性的東西去凝聚力量。
有那種力量，我就要想辦法把它打散，把它解構掉，」
李安表示，解構之後，透過檢討、溝通，
「彼此了解，就不會那麼劍拔弩張。」

因此，李安的電影，經常採取違反常規的角度：
從南軍的角度看南北戰爭（與魔鬼共騎）、
剖析「超級英雄」的父子情結與心理創傷（綠巨人浩克）、
從恐懼的角度塑造漢奸（色，戒）、
大俠也在倫理與慾望間掙扎（臥虎藏龍）。

很難想像，這麼一位處理複雜議題，直指人性深處的大導演，
面對現實生活，卻束手無策，「很容易被騙，」
說起因人老實、臉皮薄，不會拒絕人，而有無數被騙的經驗，
李安笑著說自己是「不太有用那麼一個人。」


但一進入電影世界，李安卻是千軍萬馬，指揮若定。
他和在英國劍橋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的艾瑪．湯普遜，
合作英國文學片「理性與感性」，贏得她的尊敬；
他導演安妮．普洛的「斷背山」，
讓這位以深刻描寫美國西部文化著稱的作家，極度推崇；
他和武打片大師袁和平合作「臥虎藏龍」，拍出意韻深遠的武俠片。

戲裡戲外，怎麼有這麼大的差別？

答案還是回到李安的本心──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電影上，
電影之外，他不浪費心力，
「人就會鬆散、不專心，就會space out，注意力不集中，」李安解釋說。

求真求準不妥協

電影世界裡的李安，要求精準，不輕易妥協。
是不是nice guy已經不重要，而是要領著武林高手，精準地傳達複雜深刻的人性。

他不但要求演員情感表達的細緻深刻，就連最小的道具、佈景都不放過。
作家龍應台曾經為文讚嘆過李安拍「色，戒」
「以『人類學家』的求證精神和『歷史學家』的精準態度去『落實』張愛玲的小說」。
文章中提及，戲裡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輪車的牌照和上面的號碼。
街上兩排法國梧桐是一棵一棵種下去的，還特別訂做了一部真的電車。

這種求真、求準的精神，極度磨人。
經常在挑戰工作人員的極限，但也激出了驚人的成長與超越。

《十年一覺電影夢》裡，李安生動地描寫他和人稱「八爺」的袁和平，
如何「相互刺激，天天就這樣折騰」。李安要求編招時要「把角色個性融入動作」，
「打鬥中得有故事，不能乾打」。李安的許多要求，
常讓袁和平做得礙手礙腳，長吁短歎，一些動作無法做到也很沮喪。
但整個武術班底仍不斷實驗，拚命嘗試，激發出很多新做法，
終於拍出經典的竹林追打戲，達到李安要求的「打出一種『意境』」。

不過，還是經常有用盡力氣，還做不出來的情況。
袁和平最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電影是遺憾的藝術。」

何只電影，對李安而言，人生本來就有太多無可奈何的遺憾。
「人盡力了，還委屈。人盡了力量，事情還不行。」是最令李安感動的。
因此，他電影裡的很多主角，像李慕白（臥虎藏龍）和王佳芝（色，戒），都很賣力。
但因內在、外在的種種因素，事情做不成。
但他們都盡力了，甚至付出自己的性命。

帶著悲憫的眼光看這一幕幕，李安以愛作為最後的救贖。
戲的末尾，玉嬌龍拚了命為李慕白找解藥、
易先生坐在王佳芝的床上流淚，
「（愛的）本質可能是一團霧，摸不清楚。
可是你的需求、當你感受到的時候，那是很人性的感覺，
這個我是很肯定的，也一直是我不會放棄的，」李安說。

導戲，更導演人生

李安導演的，不只是戲，而是人生。
引領觀眾走進人性的細緻幽微之處，李安具有一種獨特的穿透力，
可以進出東西文化、古今題材、性別角色、電影片型……。

「我的出身老是在漂泊，我們外省人到台灣，適應這裡，
然後到美國又適應美國……我遊走過很多的地方，在中間發現很多東西，」李安強調，
歷史為台灣帶來多元文化的沃土，是很寶貴的資產及優勢，千萬不要輕易拋棄，
「文化這種東西，要維護很困難，要不爽把它丟掉，很快，一斷層就沒有了。」

因此，李安有很強烈的使命感。身為歷史交接的這一代，
「我覺得我有責任，要留下一些東西，」
李安說，「這是策動我做國片一個蠻重要的動力。」

李安希望透過電影，為下一代留下可以回溯歷史的影像。
更希望透過電影探討的議題，促進溝通。

「人要做深層的溝通，才會感覺到愛，」李安強調，
「電影應該是一個provocation（刺激），不是一個statement（宣言）。
真正好的電影，是一個刺激想像跟情感的東西，刺激大家討論。」

李安說話，和他的電影一樣，引人深思又有撫慰的力量。
然而，再精采的戲，終有散場的時候。帶著意猶未盡的遺憾，訪談不得不結束。

李安笑著說再見，招牌的酒窩更深了。
其實，這不是酒窩，而是小時候被狗咬留下的傷疤。
如果電影是遺憾的藝術，那現實人生應是面對遺憾的藝術。
真誠的笑容，能讓傷痕變酒窩。
真誠地面對人性，就讓遺憾還諸天地。

摘錄自『天下雜誌』